對社會良序發(fā)展而言，制度倫理發(fā)揮著建構性和規(guī)范性的主導作用，但政治主體的德性狀況對制度本身的公正運行同樣不可或缺，尤其是領導干部的德性素養(yǎng)關乎群體利益和個人福祉，茲事體大，不可不察。結合習近平總書記對領導干部“明大德、守公德、嚴私德”的政治倫理要求，筆者試圖從信念倫理、責任倫理、底線倫理三個層面入手，對領導干部的政治品德予以深入探究。

  領導干部的信念倫理

  一個社會的思想結構和精神家園仰賴信仰與信念的維系與支撐。所謂價值信仰主要指生活在特定社會文化條件下的群體或個體，基于一種共同的價值目標之期待，所共同分享或選擇的價值理想或價值承諾。信念倫理則指人們基于知識理性和實踐判斷所建立起來的道德確信。領導干部的信念倫理主要由個體道德理想和社會道德理想構成。個體道德理想表現為個體的理想性道德人格，它是在道德生活實踐中經過主體的自覺選擇和自由創(chuàng)造逐步生成的價值理想。古希臘的道德人格強調智慧、情感和意志的綜合統(tǒng)一，中世紀基督教的道德人格夸大靈性的精神作用。中國先秦時期孔孟追求的人格理想是“君子”和“圣賢”，宋明理學追求的人格理想是“內圣外王”。但個體的道德人格理想只有在與他人和社會的交往中才能被不斷建構，因此，它必須與社會道德理想相一致，在自我的道德發(fā)展與社會的道德發(fā)展相統(tǒng)一的過程中獲得正當性和現實性。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其各級領導干部應當把個體的道德人格理想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德理想有機結合起來。一方面以積極開放的個體道德選擇和自由創(chuàng)造的人生追求來確立、實踐和完善自己的道德人格理想，并以超越進取的道德精神和持久恒定的道德意志去支撐其所認同的道德人格理想；另一方面又要堅持以人的自由、全面發(fā)展為終極目標的共產主義社會道德理想，使之成為矢志不渝的根本性社會道德信念。毋庸諱言，現實生活中不少領導干部政治上蛻化變質、經濟上貪婪成性、道德上品行墮落、生活上奢靡腐化，皆是因為理想信念這個根基發(fā)生了動搖，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這個“總開關”出了問題。正因如此，習近平總書記形象地指出，理想信念就是共產黨人精神上的“鈣”，精神上“缺鈣”就會得“軟骨病”。

  今天衡量和判斷共產黨人信仰堅定與否的標準是什么？這就是看其能否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這“四個自信”根源于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長期進行革命、建設、改革的偉大實踐，全面體現了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邏輯和中國社會發(fā)展實踐邏輯的辯證統(tǒng)一，它既反映了當代中國發(fā)展進步的根本方向，同時也是檢驗各級領導干部理想信念的“試金石”。特別是在當今世界風云變幻，中國的深刻變革面臨啃硬骨頭和涉險灘，各種社會思潮復雜多變的背景下，各級領導干部只有堅定“四個自信”，才能不為國內外的任何風險所懼，不為來自各方面的干擾所惑，從而長期保持戰(zhàn)略定力和前進動力，真正自覺地成為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的堅定信仰者和忠實踐行者。

  領導干部的責任倫理

  “責任倫理”思想源遠流長。中國的道家學派主張，權力擁有者所要做的首要之事是生蓄長養(yǎng)萬物和百姓，它要對整個世界負起責任，而不僅僅是面向自身和服務自身?！兜赖陆洝分赋觯骸胺蛭ǖ?，善貸且成?！边@里的“貸”就是施與，“成”就是成就，在施與和成就之中，道顯示出它之于世界的本真價值和意義。儒家認為，天的本質是“至誠”，《中庸》講：“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征，征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奔刺斓摹爸琳\”本質就是讓日月星辰按照宇宙規(guī)律自我運行，自然萬物各正性命、生生不息。這就要求為官從政的君子必須將天道之實然轉化為人道之應然，努力實現“以德配天”，在盡職盡責中完成上蒼賦予自己的政治使命。

  恰如麥金太爾在《追尋美德》中所言，人的德性是具體的，在每一時代都存在著屬于這個時代的德性，雖然每部倫理學史都可以羅列出一串長長的德目表，但其中任何一項德目都不是普遍適用于一切時代的德性。那么，處在新時代的黨員領導干部，在責任倫理層面應當具備什么樣的德性呢？這就是要具備強烈的擔當精神。首先是政治擔當。因為政治上敢不敢擔當、能不能擔當、有沒有擔當，最能檢驗領導干部的政治操守和政治品格。必須看到，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興目標進程中，不可避免地會遇到許多重大挑戰(zhàn)、重大風險、重大阻力、重大矛盾，這就需要各級領導干部強化政治擔當，敢于碰硬、敢戰(zhàn)能勝。其次是工作擔當。即牢固樹立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意識，自始至終把廣大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自己全部工作的重心，實現好、維護好、發(fā)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斷促進人的全面發(fā)展和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要以時不我待、只爭朝夕的奮斗精神投入工作，把對組織和人民的感恩之情，轉化為奉獻社會和服務群眾的實際行動，轉化為勇創(chuàng)佳績和拼搏進取的工作勁頭。在追求政績的過程中，既要做老百姓看得見摸得著的顯績，也要做有利長遠為后人作鋪墊的潛績，要在老老實實干工作和默默無聞做奉獻中，追求經過歷史沉淀后人民群眾真實而客觀的評價，所謂“口碑千古事，得失民心知”。

  當然，在改革難度越來越大、涉及矛盾越來越深的今天，一方面，我們必須深刻認識到，黨員干部在為人民服務的過程中，必須接受人民監(jiān)督，承擔因失職、瀆職、違法而造成的政治責任和法律責任。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改革創(chuàng)新是對新事物的探索，充滿著各種風險和挑戰(zhàn)性，必然出現觀念的沖突和新舊力量的較量，從而引發(fā)各種失誤和錯誤。要堅決消除“為了不出事，寧愿不干事”的錯誤觀念，有效避免懶政庸政和為官不為現象的發(fā)生，真正激發(fā)起黨員干部干事創(chuàng)業(yè)的熱情，就必須建立健全領導干部容錯糾錯機制，為敢于擔當者擔當。特別要使容錯糾錯機制的建立、運行、實施結果和申訴救濟機制，充分體現公平、公開、公正的政治倫理原則。從而實現有效保護改革者、積極鼓勵探索者、真正寬容失誤者、便于糾正偏差者、大力警醒違紀者的政治目的，最終建立起鼓勵改革創(chuàng)新的政治生態(tài)環(huán)境。

  領導干部的底線倫理

  如何對政治權力的使用進行有效的限制和規(guī)范？最直接的答案是將其關進制度的籠子，對之予以有效制衡和約束。此外，還涉及如何提高權力主體的底線倫理水平。所謂底線倫理是指權力主體行為準則的正當性并不依賴于行為的目的或結果，而是依據行為或行為準則的性質。亦即權力主體所應遵守的道德行為規(guī)范，必須是某些基本的不應逾越的行為界限或約束。古今中外的政治倫理學者都把“節(jié)制”視作提高底線倫理水平的根本措施，早在古希臘時代，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就把節(jié)制視為社會管理者的重要德性，黑格爾更是對任性和意志自由作了深入辨析，認為意志自由是經過在自身中反思而返回到普遍性的特殊性，人只有在對任性的節(jié)制與限制之中才能獲得真正的意志自由。中國道家創(chuàng)始人老子認為權力特別容易給人帶來病態(tài)的幻覺，讓其擁有者陶醉在自己聰明智慧所開啟的光明之中，并相信這種光明可以照耀世界，但真正的圣人會將自己置于和百姓共存共亡的境遇中考慮問題，主張“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辈选安蛔砸姟薄安蛔允恰薄安蛔苑ァ薄安蛔择妗弊鳛槭ト颂幨赖闹匾瓌t。儒家則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視作權力自我節(jié)制的金規(guī)則。

  政治倫理以自我節(jié)制為核心建構起了自身的底線倫理，這就要求當代領導干部只有牢固樹立遵紀守法的觀念，才能真正實現自己的意志自由。因為從權力運作的視角看，自我節(jié)制并非僅是領導干部的一種道德覺識，更包含對政治規(guī)矩的主動遵守，包括自覺遵守所從事職業(yè)的政治紀律和來自上級組織的各種命令，特別是依法行使人民賦予的公共權力，唯其如此，才能有效維護整個政治體系的高效運轉，最終達至為人民服務的根本目的。當然，政治紀律、政治規(guī)矩和各種法律法規(guī)作為外在于領導干部的客觀規(guī)范，要使其內化于自己的道德意志之中，必須以領導干部自我節(jié)制的政治德性為前提和基礎。其間，積極禁止自己對各種不當物欲的追逐與放縱尤為重要，特別是不能讓權力沾染上銅臭味，真正做到“當官莫求發(fā)財，發(fā)財別來做官?！笨v觀無數腐敗分子的基本人生軌跡，皆是由經濟腐敗逐步滑入生活腐敗、司法腐敗、政治腐敗，最終將自己導入自我毀滅的萬丈深淵。因此，如何在自我節(jié)制中用理性克服各種內在的情欲放縱，時刻堅守底線倫理，嚴守個人私德，做到安不忘危，興不忘憂，永遠秉持如履薄冰、小心謹慎的態(tài)度做人做事，將是每位黨員干部終身面臨的重大人生修養(yǎng)任務。